一、在出生前六个月胎儿时期，听过胎教的磁带，内容有音乐、小鸟叫声、童声叫“爸爸妈妈”、大海声等等。

胎儿在第13～24周就可以对大的声音做出反应了。(p115，括号中的页码都是指《发展心理学》中的页数)此时的脑也开始了偏侧化（p158）,说明外界声音的刺激是对脑的发育有影响的。那盘胎教磁带上说20岁时再听一次，证实一下有没有效果。可惜妈妈把那盘磁带借给了别人，再也没还回来。

二、一个多月。出生后一个多月的时候由于是冬天，晚上吵夜不踏实睡觉，几乎上半夜都不睡，有人提意写个顺口溜贴在路口晚上睡觉就好了：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睡哭郎，过路的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光。因为没有什么科学道理，所以也没写。后来近四个月大的时候，姥姥不服气说：“这么大点的娃，她的主要事就是睡觉，不睡觉做什么？”到了晚上该睡觉那点，姥姥就把你紧紧地裹在怀里，不大会就睡着了。现在想起来就是你小时太敏感，老家的冬天太冷被窝里太凉，你不适应脱衣服，所以就折腾。

难道是因为我小时候属于困难型？(p405)还是因为我是夜里出生的，晚上要倒时差？幸亏姥姥和妈妈都是敏感型的。所以才使得我成长比较正常。好在她们后来也没把握裹得太紧，不然还有婴儿猝死综合征的危险呢。

三、三个多月，三个多月的时候吃饱睡足了的时候，一个人躺在床上就开始：“啊—啊—啊—”地唱歌，（录过音的）

处于皮亚杰的初级循环反应阶段的我正得意洋洋得重复我的新发现呢——我可以让自己发出一些声音了！(p238)看来唱歌这个爱好是先天的呀！

四、四个多月，虽然个不大但是长的很凿实，开始长牙了，腿也很硬，站在大人腿上的时候开始蹦呀蹦的。

50％的美国孩子5.8个月的时候可以扶站，我四个月居然就可以了，太早熟了(P.159)！不过，这还可能是行走反射。（p141）可惜这个和智力不相关，不代表我更聪明。

五、五个多月的时候，营养太差，免疫力弱，经常感冒发烧，血色素才5点多。有一次是夜里三点钟发烧39度多，然后抱你去看急症。有一次打吊瓶时过敏，脸上红一块白一块的，吓的我和你奶奶直哭，不知医生又补了一针什么，你慢慢才平和下来，后来住了半月的院，烧退了主要是补钙。

我出生时体重只有5斤半，处于正常体重的下限(p137)。那时候经常生病，妈妈总是跟我讲起半夜去医院的事。这次是比较严重的。缺钙会引起人的抽搐。出生时低体重，成年容易患肥胖症，所以我对现在偏胖的身材还比较欣慰。婴儿发烧也是比较危险的事情。现在看来有些后怕，但好在没事。

六、七八个月的时候很笨，好像别的小孩子都会摆手再见什么的，你什么也不会，可能是因为三个月前把你的双手都包在小被子的原因吧。但到九个月的时候你不知道不觉的会爬了，就因为会爬，从床上摔下多次，最重的一次是夜里从床上掉下来，头上摔一软包像热水袋那样，很久才消下去的。忘了是几个月的时候，如果把你仰放在床上，你想起而起不来的时候就会四脚朝天的用力，也不闹也不出声，样子像抽筋，不了解的人突然看见很受惊吓。有一次刘程程（我的发小）的阿姨看见了，脸都吓白了：呀？君君怎么了？

把手束缚起来就阻止了我进行动作练习，所以才不会摆手（p160经验论假说）；但解除了束缚以后，我很快就学会了爬，因为我已经到了该爬的时候了（p.160成熟论）。

儿童发育很快，即便是脑受到了创伤，都具有惊人的修复能力（p158）,更不用提这点外伤，即使它“像热水袋那样”。

“想起而起不来”应该是5个月大之前，因为90％的美国儿童在4.7个月就会翻身了。（p159）看来我小时候就是个坚持不懈的人啊！“不闹也不出声”地自己练习。

七、特别喜欢上大街上跑，阿姨抱着在院里转游的时候，一会想哭一会想笑，脸变的特别的快，阿姨不明你是怎么回事，经过多次的观察阿姨才明白，原来在院里转游时，一接近大门口你就以为要出大门，你就满脸欢喜呀，等过了大门你一看没戏就一反常态开始哼哼，等再过来时你又变了。

这应该是8～12个月的时候，这时处于皮亚杰感知运动阶段的二级模式间的协调阶段，这时的婴儿为了达到简单的目的，能协调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动作(p.238)。

这时候我也能自如地表达自己的情绪了（p.398），自如得令人发指！成年人的情绪也变不了这么快呀！

这个场景让我想起了麦当劳的一个小婴儿荡秋千的广告。

八、可能是九个多月的时候，一手抱着你另一只手教你手挽花儿：“我们的祖国是花园—”，你学的时候也就一只手学，无论怎么提示：“两只手！”你也不会双手挽花儿。有一次你伸手去取东西，也只用一只手，我提醒到：“两只手！”你居然放下东西用单手做了个手挽花。哦，我明白了，当你听到“我们的祖国是花园”和“两只手”这两个命令的时候都有理解成“手挽花”。哈哈，你说你是聪明还是笨呀？

9个月我就已经能够模仿“手挽花”这种高难度动作了(p.240)！并且还能够延迟模仿。动作发展得不错，就是这语言理解能力还不行。不知道我是把“两只手”的意义理解错了，还是对这条命令建立了条件反射。如果是前者，那么语言学习理论有可以加一条——儿童在实践中建立单词与事物的对应(p373)；如果是后者，那么我就明白为什么有些人说自己的宠物能听懂人类的语言了——只不过是一种条件反射。

九、不到十二个月的时候就会走路了，但是你得知道背后有根保险绳你才肯走，后来阿姨在你不知觉中将绳松开，你照样走的很稳，说明是心理的问题。那时离一周岁就差十天。

50％的美国儿童要到12.1个月才“走得很好”(p.159)，说明我的行走训练非常成功。但是，这种欺骗的方法实在不值得提倡：暗地保护，可能使儿童今后产生幻觉——总觉得会有人救他，就像《狮子王1》中的小辛巴；暗地撤销保护，不利于儿童建立信任关系，此时正处于埃里克森的信任对不信任时期。和这个比起来，走路的早晚是次要的。

十、十三四个月时候是冬天，出门都在头上蒙上纱巾，只要你不想在某地呆了，就自己拿纱巾往头上顶，那就是想走的信号。有次去大姑妈家吃饭，你想走，往门上指着想出去，阿姨就顺着你指的门抱你过去，一去是卧室，再去另一个门一看是阳台、是卫生间，你怎么也找不到出口，原来姑妈家住的是单元房，咱家是单间只一道门，所以你晕。

十四个月时坐火车，没到北京你就想下车，等回来的时候就大概就清楚了这个时间概念，一时半会儿是到不了的，闹也没用，所以也就不提下车的事了。

我早已能为了达成目的协调两种以上动作（见第七条），表达要回家的想法自然很容易。但是对于一个连“客体永久性”(p240)都没有完全形成的我，要分清楚这么多门简直太难了。

那时我对于空间是没有感念的，不知道对时间有没有概念。这个书上没有介绍。

十一、忘了多大的时候训练你蹲下小便，你可听话了，基本都能想想来蹲下，所以就不尿裤子了。有一次在床上玩，玩着玩着想小便了也是蹲下就方便。你说说你说说，你是方便了，还不如就尿在裤子上也比床上好处理呢！

我已经建立了“要小便就蹲下”（那时应该是穿开裆裤吧）的规则，但是对于没有语言指导的规则我无法发现(p.302)，所以就按照原有的规则做了。

十二、一岁零七个月的时候，最爱玩抽屉，特别是零乱的抽屉，越乱越好，你会玩的得津津有味。再有就是小酒壶，把小酒壶放在盆里，盆里放半盆水，再给你一个小杯子，将盆里的水舀起来放进酒壶里，水就会从壶嘴里流走，你永远也灌不满这酒壶，可你还是孜孜不倦的往里灌呀灌呀—-永远也注不满，其乐无穷。真有种熊掰棒子的意思。现在怎么就没这种精神了。

这像是进入了皮亚杰第三循环反应阶段，但似乎晚了一点（p.239）。

妈妈说我那时候玩水一玩就是几个小时，她怕水太凉，中间还会给我兑点温水。太体贴了。

我现在还依稀记得，其实我并不是像把水壶灌满，只是觉得水流进流出的，很有意思。

十三、也是一岁八九个月的时候，教你念儿歌的时候，你是很少张嘴的，可有一次买回了一个圆白菜，我告诉你这是园白菜，你脱口而出：“圆白菜真可爱，一层一层包起来”。另一次抱你出去玩，越南大使馆的橱窗里在吹电扇，我给你讲解道：这就是电扇，没想到你又脱而出：“小电扇快打开，吹吹风真凉快”。最最完整念下来的第一首儿歌就是：“小板凳，你莫歪……”当时把你爷爷高兴的不得了。大概三岁多的时候，谢妈妈（邻居）买回一只大白鹅，大家都在那看着玩，你在旁边不由看自主的念道：鹅鹅鹅，—–，另一老师逗道：哟呵，你还诗性大发呢？

其实这就是延迟模仿嘛（p.240）。似乎在放松的时候，各种神经元的连接会比较活跃，一直到现在都有这种现象：平时说话的时候偶尔会想起一些背过的东西，不过内容大都是上学以后背的了。

十四、从小睡觉前不爱洗脚，洗澡还成。张琳老师就说，君君哟，你洗脚又不用你自己打水，自己动手，就是配合一下你都不配合。后来上小学后还是不爱洗，曾经把你关进卫生间，你还威胁你妈嚷嚷虐待青少年，我要告你。

洗脚这个问题我就想不通了，不过网上总结的80后的特点中有这一条：不洗脚，只洗澡。

看来我小学的时候自我保护意识还是很强的，我看都是受电视的影响。

十五、在湖北上幼儿园的时候（我是幼儿园时去的北京），嘴很会说，表达能力很强，但是动手能力很差，手也慢，所以当时有个小黄老师给你的评语是：君子动口不动手。

不知道什么原因，在我的记忆中我的动手能力一向比表达能力强的，还是说我来北京后，由于语言的问题，表达能力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不过那个时候的智力和现在的相关度很低(p528)。

十七、三岁多的时候与刘程程一块玩看病的游戏，桌上放着一片“肠虫清”，就让刘程程吃掉了，等刘程程回家跟她妈妈说后，吓得她妈妈大晚上跑过去问吃的什么药呀，别闹出什么事来。

这事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是这种角色扮演游戏我一直玩到小学毕业，乐此不疲。游戏的确是非常重要的(p249)。在游戏中，通过制定规则、发现问题、协调关系、竞争合作来让游戏更好玩，也为以后更复杂的“游戏”做好准备。

十八、两岁多的时候认字能力极差，我把字写的大大的贴在墙上教你，我刚教一个“舌”你就顺着念道：舌牙耳目，可一分开你就认不出了，说明你只是按顺序背下来了，根本不会认字。上小学时还不会写自己的名字，老师留给你们的第一篇作业就是将自己的名字写半篇，你写的那叫个费劲哟，用了整整一下午才写出来，还写的脏晰晰的。

一个3岁小孩都分不清猫和兔子（p.214），作为一个两岁的儿童，认字能力好了才不正常呢！我能按照顺序背下来已经很不容易了。

比奈智力测验对7岁小孩的要求是照画一个正方形，我却要写那么复杂的名字，居然用了半天的时间就写了这么多遍，我妈还不满意。中国家长需要好好教育教育了。

十九、三岁多的时候，带你上到姥姥家的五层的楼顶上，望下看时能看见姥姥在下面，你就很大声的叫“姥姥！”，让你喊一声：佬佬我从这跳下去，你就改成：“姥姥，我不从这跳下去。”连假喊都不敢。

从小胆子不闹也不出声就小，还怕吓到姥姥，多好的孩子啊！

二十、有一次全幼儿园的大人都去看电影，当时你看不懂，电影院里黑呼呼的你就开始使坏说电影票丢了，让人给你找，哪找去呀，大家都把手里的票给你，你说都不是，“我的票是有点软软的那种”，还是邵丽（邻居）有办法，就给把票捏一下给你，你说不是，比这还软，她就假装在地上捡一下又把票揉了揉，你还说不是，反复好几次，你可能觉得没意思了才说这个才是我的这样才把你给稳住。

我那时早就建立了客体永久性，说找不到票，只是我的一个策略而已。大人总是以为小孩儿很傻，很好骗。其实小孩都知道，懒得揭穿他们就是了。

二十一、不到三岁的时候在姥姥家住，饿了的时候说：“姥姥我饿了，你去给我做饭，让我佬爷看着我。”还有一次我要上楼拿东西，你说：“哦，你去吧让邵丽姐姐看着我。”邵丽当时也是个小学生，在那写作业，当时他嘟囔了一句：“自己还给自己安排个人看管。”

那时我就有体现出一些组织能力了。我好像是比较早熟，无论是生理还是智力（主要是认知，我尽量避免使用“心理”，因为觉得中国人理解的心理成熟更偏向于圆滑事故，而这方面我现在还比较晚熟）。早熟给我带来的优势应该更大一些，不但可以养成一个总是比别人优秀的习惯，而且是赢在起跑线上，因为小学升初中就要择校，这显然对早熟的儿童更有好处。

上小学的时候表情一直特别严肃，严肃的与你的年龄不相符，音乐老师说你天天像小大人似的，也不笑，越这样越觉得很好玩，可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变了，话也多了，也贫了。

我和妈妈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最终达成共识：小孩开始是不会笑的。因为幽默是需要一定的知识背景的，没有一些“暗联系”，无法产生幽默感。

二十二、有一次都上小学了，好像是周末的一天，你突发其想把自己藏在落地的窗帘里，我喊了半天也没动静就跑楼下找去了，这时候正好狂风大作，门窗被风刮的乱响，你害怕了，在家大叫，嘿嘿，没吓着别人吓着自己。

虽然妈妈对我已经很敏感了（p419）。我们之间现在都保持着良好的同步性和共同性，她满足所有“促进安全性母子依恋的抚养方式”。但我还是希望他们能总是围着我转，所以我有时会制造一些事件。比如，我有一阵每隔几分钟就打个哆嗦，希望大人看到我不正常了。但是也同样失败了。他们根本没注意到。

二十三、我小时候会自己发明一些语言。比如当我玩得很投入的时候，别人叫我，我就会说：“不哎！”因为我觉得“哎”是答应，“不哎”就应该是不理。还有我总是听大人们问候或道别时说“忙呢！”或者“你忙吧！”，所以就把“忙”和“好”划了等号。我想求妈妈给我干事的时候我就会说：“妈妈好，妈妈忙！妈妈……”

这应该算是一种形式逻辑思维吧！完全符合数学上的否定和替代。所以我觉得皮亚杰的确低估儿童的能力了。不能说不能解决钟摆问题就是没有形式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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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在“校内网”上问了一句；“文化心理学有什么用？”的时候，得到了这样一些答案。

同学A:养活了大批老师。

同学B:让每一个身处不同文化的人学会一种看待其他文化的合适态度。

同学C:教会每一个女人如何把握来自另一个文化背景的男人的心。

同学D:从文化史观的角度解释东西方文明历史发展的不同和现在的差异。

同学E:因为文化心理学很好玩。

同学F:你们在押考研题吗？

虽然每个同学都只给了我一个答案，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答案，而且各不相同。A刚刚报送心理学研究生，B是学哲学的，C刚刚找到女朋友，D是学历史的，E是心理学本科生，F正准备考研……其实他们都仅仅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回答了我的问题而已。我想这就是文化心理学最根本的作用，当一个问题提出来，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提供不同的解决方式，给世界多一个选项。尽管更多的选择可能意味着更多的困惑和更低的效率，但是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很少，最佳答案也是随着时间和环境的改变而变化的，更多的选择意味着更多的可能性。

只要是有人的地方，便有文化，有文化的地方就需要用到文化心理学。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是文化心理学在国与国的关系上的应用。我不知道前外交部长李肇星在提出“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时有没有学过文化心理学。如果他学过文化心理学就应该知道，虽然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但每个人的梦想还真不一样。传统地来说，西方文明的梦想是“征服自然”，而东方文明则是“天人合一”。这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人在西方人的侵略面前表现出的令人吃惊的忍耐力和韧性。如果那时就有文化心理学，中国人也就没有必要那么害怕洋人，洋人也不会瞧不起中国人而用洋枪洋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同一个梦想”也许是对的，这也是文化心理学的目标，就是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与理解。

从微观的角度来看，是文化心理学在人与人的关系上的应用。二百年前，当以台山农民为主的中国人被卖到美国当铁路工人时，他们因为留着长辫子和身着“怪异”服装，语言不通，被美国当地人成称为“猪仔”。在《排华法案》取消前，过着比黑人还要底层的边缘生活。歧视，不是由于经济的落后造成的，即使现在的暴发户在海外一掷千金也无法换来外国人心底的敬佩，反倒是成龙的一身唐装更得人心。在不知道异己文化之前，谁也不知道自己文化的特点，比较之后才会发现自己思维和行为方式的优势和劣势。

文化心理学与其他学科相结合。历史，可以从文化史观来研究。地理，可以研究不同类型文化发生的地理条件。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的关系。新闻，不同文化中有效的传播途径。经济，消费与文化。法律，法律是否应当考虑文化因素（亲亲相隐）。广告，广告与文化。城市设计，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城市文化的体现。……只要是和人打交道的学科都需要文化心理学。

文化心理学在“说学斗唱”四个方面都有很高的应用价值。

说。无论是写论文还是新闻，言由心生，不同的文化背景下都有自己偏爱的表达方式。西方人偏爱的是信息量（informative).看美国的“单口相声”就能看出来，平均10秒钟必须要出一个“包袱”，要不然不会有观众耐得下心去听，而且要原创，越新越好。而中国电视上放的是二十年前的相声小品，茶馆里说的是解放前的传统相声，“包袱”可能要到最后才出现。中国人讲“谦虚”，因此特别喜欢使用托物言志，借景抒情之类的写作方法。新闻也一样，讲得是个“新”，越来越实时；而中国讲得是“不出错”，要等到“统一口径”才能报道。像CNN那种求“快”的新闻，在中国是要被anti的。所以必须要把握文化心理，才能适应环境，才能生存。

学。有些人英语很多年，可是总是表达得不地道，不是因为基本功的问题，而是因为没有把握好文化心理。西方人的自我是“个人主义”自我，强调发掘个人的潜能和个人完整性，所以在听到别人的夸奖后，他们愿意表达内心的真实想法，说“Thank you”.而中国人讲谦虚，如果把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照搬到英语中，就变成不知所云的“Where, Where”了。

斗。现在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只需要“窝里斗”了，不能把竞争冲出亚洲走向世界，都不好意思跟别人打招呼。开始西方跨国公司就没明白这个道理，照搬他们那套生产经验，结果来到中国以后就水土不服，远的不说，就说近几年，那些抱着自己原则的网络公司(youtube, twitter等等)不都被中国驱逐出境了吗？聪明点的西门子就把他们的经营方式“本土化”了，可是却没有逃过自己本国的“法眼”，来了个“里外不是人”。星巴克比较聪明，把握了中国人的“面子”心理，成功把自己从一个美国大众品牌变成了中国的“小资”标签。

唱。在娱乐方面，本来韩剧和美剧已经使很多中国观众抛弃了国产电视剧，因为人类都有爱听故事的特点，韩剧和美剧在讲故事这一点上更胜一筹。但是，不久前国产电视剧《蜗居》又创造了收视狂潮，因为它更真实，更贴近生活。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有各自的审美取向。《卧虎藏龙》虽然在美国大受欢迎，但是在中国却反响一般。中国人的武侠情结美国人也无法理解。周润发这些在中国娱乐圈呼风唤雨的人物到了美国却不得不到处找戏拍。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幻片？为什么印度多产歌舞片？中国人爱看什么样的电影？文化心理学家需要帮助娱乐界解决一下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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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我们已经不再像我们的祖先那样没见过世面了。“鬼子”这个词早就没有了最初的恐惧或鄙视的意思，倒更像是一个昵称。我们以为皮是不可改变的，但瓤则很容易渗透，甚至有些“香蕉人”恨不得有一天连皮也可以换一换。但是，在不同的肤色下面真的藏着一颗同样的心吗？同样喜欢吃宫保鸡丁、同样喜欢喝可乐就拥有同样的思维方式吗？

不是的。虽然在写字楼里你分不出自己是在北京还是纽约，虽然网络已经让世界上的信息没有“时差”，虽然我们的确受到各种不同文化的冲击，但是，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天起，父母的语言，他们使用的文字，表扬的方式等等等等，这些生活的细节都浸润着我们，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一言一行。不管西餐有多贵，我们还是觉得和朋友们围着圆桌吃菜才显得正式；不管我们是不是有这个责任，我们都喜欢送给售货员零钱让他找个整钱……

让中国人和西方人用“我是……”造句。西方人常常会在后面填上自己的特质，比如说“我是个勇敢的人”；而中国人却常常选择借助描述自己和别人的关系来定位自己，比如说“我是儿子的妈妈”。有意思的是，在香港，心理学家让一部分学生用中文写“我是……”，而让另一部分学生用英文回答“Who Am I”(Trafimow, Silverman, Fan及Law, 1997,后文中若无特别指出，均来自《中国人的自我》一书). 发现用中文写的学生更“像中国人”，而用英文写的学生写了更多自己的特质，更“像西方人”。

中国人不止是容易把自己放在关系中，而且也善于发现事物之间的关系。如果给三个词：医生、教师、病人，哪两个应该放到一起呢？大多数中国人都会不加思索地选择把医生和病人放到一起。因为医生给病人看病，他们之间是有关系的。但是西方人更容易把医生和教师放到一起，因为这两个词都表示了某种职业。这个测试并不存在对错之分，两种思考方式各有利弊。

思维习惯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形成的，这需要追溯到我们学说话的时候。一把屎一把尿地把孩子拉扯大的中国母亲经常跟孩子说动词。蒋雯丽做过一个广告，妈妈逼着孩子吃饭：“吃！吃！你是吃还是不吃！”就是没提“饭”。连从小听的故事名字也主要是动宾结构的，小马过河，猴子捞月，大闹天宫，孔融让梨……也许这些是因为汉语发音比较简便，一个动词就可以把两个物体连接起来，呈现出它们的关系。这些物体与物体之间的关系图也就随着这些词储存在每个中国人的大脑里。从小听惯了名词的西方人则更容易把就事论事，忽略事物的关系，看到它们的特质。

那么以西方人为研究对象的心理学可以直接迁移到中国人身上吗？曾经有人尝试这样做过，但是不能客观地得到想得到的数据。比如中国人的“自我满意度”总是很低，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文化提倡“谦虚”，如果谁表现出自满的样子，就会遭到批评。所以在自我评价时，为了迎合“阅卷人”的期许，中国人就尽量表现得比较谦虚。而且，有些英文在汉语中找不到合适地对应。Self-esteem一直被翻译成自尊，但是非常牵强，它本身的意思应该是对自己的积极评价，对自己的肯定。

鉴于此，一批心理学家提倡将心理学本土化，改良西方已有的心理学模型和方法，结合中国的人格理论，测量中国人的心理。于是便有了内地、港、台心理学家联合的“华人本土心理学追求学术卓越计划”和它的延续计划，于是便有了《中国人的自我：心理学的分析》这本书。

一些人简单地把中国人的心理归入与西方的个人主义对立的集体主义当中。但这样很难解释为什么“我们表面上看没个体，暗地里看没整体”（《新周刊》May,15，2009).费孝通先生借鉴了儒家思想，把中国人的人际比喻成水波，以自我为中心，由近及远推出去，正所谓“推己及人”。越来越多的的研究证实，中国人并非集体主义，只是中国人有一个弹性的、多变的“我”。普通人的“我”比较小，要做的就是“修身”，每个人的目标都是扩大这个“我”，足够成熟的人要能够“齐家”，更大的目标就是“治国，平天下”。中国人要在不同人面前不断更换自己的角色，因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干什么就要像什么，这种要求就把中国人都变成了演员，扮演的是道德规范中要求的角色，而永远不是自己。君子的最高境界就是“慎独”，也就是要求在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也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这个角色就像弗洛伊德的“超我”，约束着社会人的言行，但是“本我”总是需要释放的，中国人在这样的复杂规则之下约定俗成一套潜规则。舞台上每个角色都说着自己该说的台词，但在另一套解码系统中它可能代表着不同的意思。

没有一个人是天生善于托物言志、借景抒情、指桑骂槐的，或者也可以把这种技术算作是成熟的表现，因为在小学时我们都不明白为什么明明是写松树，老师偏要告诉我们作者是在说自己，但是长大之后我们却善于运用和理解这些技术，网络时代的这种风气反而愈演愈烈了。明目张胆地被禁止的合理行为总是会通过拐弯抹角的方式表达出来。虽然直接采用西方的自我报告法测量得到中国人的“自我满意”程度比较低，但是通过内隠实验的方法得到中国人拥有和西方人一样高的自尊（见第九章）。西方人追求的是一致性和完整性，最终达到在任何一个场合都做到真正的自己。

西方人关系近就直呼其名，中国人关系近则是称兄道弟。个人中心的中国人并不是集体主义，而是“个我主义”。西方人通过发掘自己的潜能来达到“自我实现”，而中国人则是希望通过把更多个体拉入自我系统而达到自我的扩大，最终和社会和自然和谐相处。西方人眼中，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中国人则将家人视为自己的一部分。所以中国人骂人时常常“问候”对方的亲戚。称呼的转变也暗示着关系的远近亲疏。前一阵被禁播的现实主义电视连续剧《蜗居》的第六集中出现这样一幕，商人跟官员套磁儿，叫他“宋大哥”。一句“以后叫我‘宋秘书’”就让商人明白，官员生他的气了，从此公事公办，按照“剧本”行事，没有潜规则。青春期的男孩女孩喜欢互认兄妹，这样既可以迅速增进两人关系并给这个关系一个合理的名义，又可以使这个关系限定在一定的距离上。

中国人的自我就像太阳系。借用尼采的话，“我就是太阳”。离自己最近的，是父母，得到的光热最多，然后是近亲，远亲，朋友，熟人，陌生人……目标就是让星系尽可能扩大。黄光国把中国人之间的关系看成“请托者”和“资源分配者”，根据儒家的“尊尊原则”，由占据较尊贵地位者扮演“资源支配者”的角色，这样做到“程序正义”。而“资源支配者”在面对“请托者”的诉求时，则必须依据儒家的“亲亲原则”来做决策”，以实现“分配正义”。在过去安土重迁的小农经济时代，再加上妇女们田间地头的监督力量，使得爱面子的人由于担心以后混不下去，而对自己的行为有所克制，这也算是一种牵制。但是在缺乏舆论监督，不透明的情况下，无论怎样的道德都无法抵挡人性，和它的传染性，最后导致最为可怕的“劣币淘汰良币”，并使之成为一种“文化”。

西方人追求的一致与完整(consistency and integrity)使他们倾向于采用直线式思维。他们不需要扮演角色，没有“剧本”，只有“说明书”，就是法律。中国人需要顾及的太多，需要根据不同的环境来改变自我角色，法无定法。同样是看一张图，有鱼，青蛙，水草，气泡等等。西方人只注意到了大鱼，甚至它的鱼鳞。而中国人则可以把整个图里有什么复述出来，甚至几个气泡，却不一定注意到鱼鳞的颜色。可以看出，中国人更倾向于对整体的把握。

因为既要强调个人的独立、自助、自依及自足，又要强调人际关系、人际互依及人际角色化，还要强调权威憧憬、权威畏惧及权威依赖，对家族则要家族和谐、家族团结及家族繁衍，而且还要顺从他人行为、尊重社会规范、重视自己名誉及在乎他人意见（p.104).所有这些造成了千百年来的一些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忠孝不能两全”，“婆媳不和”。

为什么会造成中西方的这些文化差异？Nisbett把它们归于地理原因：因为中国人的主要生产方式是农耕，加上黄河总是发大水，而兴修水利，灌溉系统需要所有人团结一致，个人主义和“群龙无首”都是不可能的。而希腊文明则是源自海洋，人们以狩猎、放牧、渔猎和贸易为生，这些职业相对不需要与他人合作（《思维的版图》p.22)。

这些原因都只是猜测，很多表象也都是观察，具体到现在的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异同，还是需要实证研究。在《中国人的自我》中就介绍了近年来的一些相关研究成果。

在理论建构上，《中国人的自我》这本书可以说是吸取了前人的精华，从最早的哲学思想、到现代人类学研究，再加上心理学的剖析，可以说比之前任何一本书都显得更加深刻。但这本书注定只会成为一本阶段性总结，顶多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因为它不具有通俗读物的可读性，也不具有学术著作的科学水准。

第一篇中主要谈理论，但这些理论多为总结前人，并没有太多新意。第二篇提出了“折衷自我”并介绍了以团体讨论形式为主的研究，但是研究的科学价值并不大，这一点研究者自己也很清楚。在第七章的理论与方法反思中作者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我认为批评的力度还不够，有轻描淡写的嫌疑。参与者的选择，实验条件的控制都应当是非常严肃的问题，绝不可以用这样几个多为文科背景的大学生作为中国十几亿人的样本。作者甚至把这种焦点团体讨论的形式当作“撞出思想的火花”，虽然他承认以后的实验中需要考虑到成员的平等性，但是必须承认在没有考虑这些缺陷的情况下的实验不具有太大价值，不然这就是对理论的附会。举一个例子，在238页中说到P1率先讲了一个朋友为家人而忙于工作的故事，接着P2,P3,P4也都讲了类似“以成就回馈家庭”的例子。于是就下结论说中国人“力求上进，回报家庭；压抑自我，顺应父母”。我们先不说这个结论是对还是错，但是单从这个实验来看，我不能看出任何能够支持这个结论的材料。P1讲的故事可能纯属偶然，也可能受到实验者的启发，之后三个人则非常可能受到P1的启动效应影响。这样的一个实验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不管这个理论看上去是多么的合理。心理学的本土化是为了让中国人也能够享受心理学带来的福利，促进中西方人民的理解与交流，而不光是为一些人找个饭碗。

不可否认，第三篇中的一些实验是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和启发性的，这个思路非常值得推广和学习。尤其是第八章采用的“伪装”的方法，第九章采用内隠认知的方法，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被试的主观性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实验设计得也非常巧妙，具有说服力，但还应继续进行更大范围的研究。内隠研究和外显研究应当结合起来。外显研究可以看出人们所期望的观念态度，而内隠研究则可以揭示不曾被察觉的心理过程。尤其在内隠认知方面，有很多值得研究的话题。比如汉字对中国人思维的影响，大陆的简化字和港台的繁体字就是两个非常好的样本。

无论如何，本土的心理学家必须达成一个共识，就是理论可以是本土的，方法也可以是本土的，但是只要还承认心理学是科学，那么就必须按照科学的思路，科学的规程去进行研究。这时候我们就必须借鉴西方人把事物分开，具体地研究。暂时抛弃中国传统的普遍联系的动态的思想。

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的就“好”，也不意味着我们要全盘学习西方。只是说西方人的思维在科学领域更适用。在一百多年前，中国的大门被洋枪洋炮打开的时候，就有人怀疑过中国的文化是不是落后。我们是不是需要“西学东渐”。在我们看到西方飞速“进步”的时候，我们对自己文化的怀疑更加加深了。年轻人开始以自己更“洋”为荣，以说外语为荣，甚至以不会讲方言为荣。这就像当年大跃进时，小学生写“烟囱里冒着黑烟，这象征着伟大的祖国蒸蒸日上”一样可笑。达尔文的进化论中说“适者生存”，并不是说“佳者生存”。好与不好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进步”不一定就是好事儿。罗素早就说过：“我们西方的生活要求竞争，开拓，不断变化，不满和破坏，直接造成破坏的效率最终只能归于湮灭。”今天看来，他的预言似乎在一点一点实现，但是可以把“西方”两个字去掉。正当中国人热火朝天地追英赶美的时候，西方世界也发生着深刻地变化，New Age思潮也开始影响西方。研究发现欧美的青少年比他们父母一代的个人主义倾向弱了很多，与此同时，东方青少年的个人主义倾向比他们父母一代强了很多。这不排除由于他们涉世未深的原因，但是，不可否认，现代科技的发展使得东西方差异越来越小。好像世界绕了一个大圈，又重新回到了起点，这是一种典型地中国式思维方式。在灾难面前，我们发现集体主义确实比个人主义速度更快，效率可能更高。罗素也发现“西方文明的显著优点是科学的方法，中国人的显著优点是对生活的目标持有一种正确的观念。”

在这样一个复杂多变的环境，谁也说不好究竟哪一种更像“适者”，我们要做的是保留“文化基因”。图书馆越修越大，我们不是不知道并不是所有的资料以后都有用，但是我们尽量保留更多地资料以供未来的需要，这不是一种懒于思考、不负责任的表现，反而是一种对未来高度负责的行为。

参考文献：

杨国枢.  中国人的自我 : 心理学的分析.  重庆 :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9

尼斯比特.  思维的版图.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2006

罗素.  中国人的性格.  北京 :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3

Nisbett, R. E., Peng, K., Choi, I., & Norenzayan, A. (1999) Culture and systems of thought:   Holistic vs. analytic cognition. Unpublished manuscript, University of Michi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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