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嘉宾简介：钟年老师现为武汉大学现代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自工作以来，主要从事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民俗学等领域的研究，曾多次赴广西、湖北、湖南等地的汉族、瑶族、苗族、土家族地区开展田野调查，有关研究成果曾获国家民委、湖北省等处的优秀科研奖励。

下面为沙龙活动内容：

主持人：那我拿手机开始录了，首先我代表大家感谢钟老师，能在百忙之中来参加读书沙龙，最近钟老师也在搬家，而且钟老师提前来了，大家来晚了。首先，同学们说一下读书后的感想，再请老师点评一下大家理解上的问题，然后大家自由讨论。这么一个流程

同学A：我第一遍是大致浏览了一遍，感觉还有一些话要说，第二遍看完之后就不敢乱说了。发现作者对于西方思维的解释对我的只是普及还是有很大帮助的，但他写道东方、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感觉有一些都是蜻蜓点水一样的。他写东方人思维的时候，很多情况都是基于对中国人伦理观念的表面，可能对于中国人思维的内核了解的不是很深。我来之前在网上查了一下中医的东西，我认为能够代表中国人思维的是中医、太极里面的哲学思想，不同于西方的独特的思维，但是在这本书里面没有被多少提及，所以对中国人的思维描写不是全面的。我对于中国人思维的理解是，中国人很多情况都是一种圆的思维，太极的思维，处处强调“和”，没有类似于西方辩论的传统，直线式的，对抗性的思维，就像作者第一章里提到的。中国人是很内敛的，外圆内方，不是向西方那样过于展现自我。我就现讲这么多吧。

同学B：这本书我看了一下，因为对心理学不懂，所以看了之后挺震撼的。因为以前不会想到东西方思维如此不同，里面有个案例，就说枪击案发生之后，中国媒体会从他生活的环境，从他的性格上来找。但是我发向前一段有一个韩国人的枪击案，社会对他倒是挺宽容的。（主持人：待会钟年老师会详细讲这个案子。因为西方心理学很普及，对这个意识比较强一些，他们可能感觉到自己太XX了，引文这个案子发生在90年代初，提高了这方面的认识，认为看问题要向中国人学习，就是多角度看问题，有可能有关系）

同学C：我中午也思考了这个问题，我觉得卢刚他一个人杀了这么多人，虽然有社会上的原因，但更多的是偶发性、个人作用，除非枪击案有多少比例，才能说明是由于社会的环境的紧张不和谐造成的。如果只有一个个体，只能按照西方媒体那么释解，是因为这个人人际关系差，不会与人相处。我认为只有统计学的数据才有说服力。

同学D：作文文科生，这本书的案例在其他书上也看过，从历史学的角度他的论证是很到位的，但他说中国人不喜欢辩论，西方人喜欢辩论，我觉得他的原因找的不对，它使用西方的东西来解释东方的东西，比如地理环境决定论，我觉得中国不是这样的。如果用这个说法来解释西方人关注对象，关注个体的独立性，用地理决定论解释是可以的，但来解释东方不太准缺。

主持人：我总结一下，赵同学不同意尼斯贝特教授对东方人的解读，认为“太极式”的圆通比较重要；有同学认为现在有些宽容有些变化；张同学认为，作者的研究方法和归因有些问题。我觉得大家发现的问题的挺准确，所以现在有一个心理学本土化的运动。那么现在我们听一听钟老师是怎么说的吧！

钟年老师：很感谢同学们邀请我参加这样一个读书活动。听说今天要录音，所以人的心里会有变化，所以一会儿讲得不好，是录音的问题（众笑）。我还不清楚大家都是什么专业的？恩，文理各占一半是吧？各个学科都有，那真是太好了。所以我想说，问题的解决不是单一学科能解决的，刚才有的同学已经站在自己的学科上讲问题了，对书作了评价。心理学家长于什么 ，短于什么，他是清楚的。对于事情最初是什么原因他可能解释的不是很好。比如本书，作者试图解释东西方文化不同的最早原因。这需要历史学家，甚至哲学史的专家、和考古的专家来帮忙。这是心理学家最弱的地方，现在作者只是勉强的说。对于历史的，地里的，空间对人类的影响肯定历史地理学家做的会比较好，虽然作者做了很多努力但是不如历史学家做的好。大家在一起就非常好，最终解决问题，就是多学科一起的事情，哪怕是东西方思维差异，一个貌似心里学的问题，但它一定是多学科一起说。

最开始，有同学提到，中医的问题。我们那边的一个老师是专家，正在研究相关问题。确实在中医里面我们能看到不同于西方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就是我们要找的问题。西方看病和东方看病是不一样，西方更多的是看病的本身，而东方还要看病背后的一些东西。这就涉及的心理学的东西，一个叫对象，一个叫背景。我那这么一个东西让大家看，有的同学会把这个东西看得很清楚，这叫对象，还有的同学会看到背后的东西，比如书、山和道路，这就叫背景。我们心理学一直在研究这个对象和背景的问题，我们曾经做过测试，那可以既看出背景又看出对象的图让东西方人去看，就那种模棱两可的图，发现西方人看对象的的能力比较强，他能更好的看清这个东西本身是什么。我举起一个本子，西方人会说，我看到了一个本子，上面写着学术无疆界，思想无禁区；如果东方人的话会说，我看到一个本子，好像是绿色，大约写了几个字，出了本子之外还有什么树之类的，周围还做了几个人，我们会把这个看的比本子本身更重要。这个是很多实验可以作证明的。比如一个池塘里面有几条鱼，西方人就会说，有三条鱼，分别是什么颜色,他会详细的描述那些鱼。如果要让东方人看，比如中国人会说，有三条鱼低下还有水草，虾米。就是大家描述的有差异，关注的地方不太一样。所以在很多方面有表现，我不太懂中西医，以前心理学并没有很深入的研究，现在有中医心理学，是专门研究中医里面的思想，更多是看有没有治心理病的思想，比如治精神病的思想，那么对比中西方差异，可以讲这个例子。西医更多看病本省，所以西医外科很发达，所以有病会切；那么中医看联系，讲整体，所以中医会说切并不一定能解决问题，所以中医会劝你不要开刀，“气”会出去，元气大伤。所以中西医里面会有一个对象和整体的差别，部分和整体的差别。

心理学大多情况下是研究现在人们的心理情况是怎么样，需要能把这个东西“测”出来，那么我们说说古人有太极的思维，阴阳的思维，这个问题是哲学史的专家，历史学家去做的工作。现在历史学家也面临同样的困境，总说历史上是怎么样的，有人会问，谁知道是怎么样的？属实少部分人写的，49年以前大多说人都不认识字，所以现在历史学界会去挖掘民间的基础。所以现在哲学史和历史回去结合考古学，人类学，心理学，去研究问题，去发掘民间的人是怎么想的，研究民间的基础会对精英和官方有什么影响，反过来精英和官方是否又会作用于民间。心理学会说，中国以前后太极和阴阳的思维，那么现在中国人还有没有。

教科书的社会化，现在心理学也在研究教科书对社会的影响，。比如教科书里面很多情况下，男性是英雄，女性不是一个很好的形象。比如说教科书会写到，妈妈插队的问题，孩子会指出“妈妈，我们不能插队”，于是妈妈满脸通红回来了，这样的例子会很多，在小学和幼儿园的教材中。那么我们在社会中就会发现我们更多情况下认为男性形象更高大更英雄，女性道德会比较落后。以前的心理学家也讲到女性到不了道德的最高阶段。我们在文化的视野下就会发现问题，不一定是女性到不了，而是会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可能女性考虑的东西不一样，比如离婚判孩子归谁，男性会说要公平公正，女性会说怎么对孩子更好。所以按照旧的标准会说女性不讲正义公平，但是换一个角度女性比男性更伟大。

“现在中西方人有很多差异，但是中国人掺杂了很多西方的东西，西方人本身可能很纯粹。问我们是中国文化么，我们身上到底有多少中国文化，好象不清楚，我们是西方文化么，也说不清楚。我们学的很多东西都是西方文化的，比如我们现在的分类系统，是西方的，都用拉丁字母，把自己以前的分类系统丢掉了。西方的分类其中也有很多缺环，有些问题，但是主流都在用，这使得我们成为了不是单一文化下的人。刚才提到中国人的自我，杨先生做的中国人自我的研究，里面提到中国人的自我很复杂，是双文化自我，或者多文化自我。我们脑子里有很多西方文化，都是很西式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变现的会很复杂，但是这样也许是一种好处，多一种思维不是坏事。既能看清对象，又能看清背景不是更好么，所以多样的思维也许是一种好事，能看到更多东西。”

问：“世界发展是趋同好，还是保持差异性比较好？”

答：“这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需要站在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来说，如果站在文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真的融合在一起，用趋同的概念不会那么好，我们会有很多理由说它不那么好，首先我们的选择性就少了。应对事变的时候一定是选择性比较多才会好一些，从个人和组织来看都是这样，就像很多学生会选择修连个学位，考很多很多证，里面有很多道理，其中就是以后应对变化我还有很多选择性，太专化不见得会好。对于文化发展，费孝通有一个概念叫做文化自觉，是说我们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都会有，现在我们会看到我们现在有很多这样的活动，保护我们的文化，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大家会变的一样。我一直认为多比一好，咱们以前有个教授叫做闻一多，以前不是这个名字，后来才改的，相信他一定是有深切的体会才这么改的。所以就我们目前的认识来说，一定是多比一好，连生物都要讲一个多样性，生物上是可以证明的，那么文化上也应该讲一个多样性，可能多有多的好处，会有选的的可能性。比如2012里面说，只有在集体主义文化里面才能做成诺亚方舟，在个人主义文化里面可能就做不成。还有一点就是社会最有意思的就是有很多很多不同，就跟人一样，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我们做在这的十几个人都是一样的，长得都一样，读的书都是一样，你们说可怕不可怕。我们坐在这的原因就是我们很不一样，需要交流。费孝通先生不是讲过16个字么？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个是费先生晚年提出来的，这是他一辈子的一个总结。费先生当时在讲文化和族群要坚持一个什么立场，叫做各美其美，心理学可以证明，哪怕是儿童都是有自我中心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我中心的，费先生告诉我们还要学会美人之美，会欣赏别人的好处，叫做美人之美，后两句是倒装的，应该是天下大同，美美与共，什么叫天下大同呢，是我的一个理想，费先生认为，各种美好的东西都可以在世界上存在，各种文化和族群都可以和谐共处这才是大同。所以中国人讲和而不同嘛，和不是同，同是很糟糕的。放到各人身上也是一样的，对每个个人，这十六个字也会很有启发，我们也应该这样去想，这样去做，我想的和别人不见的一样，但我能否欣赏别人的长处和好处，如果真的这样做了，就是心理学比较好的状态。”

秦幕席问，我想问下有关心理学统计的方法，我是学数学的，数学上的统计告诉我们一定要在样本足够多的情况下统计结果才意义，那么这本书里面的案例只限于一些大学，是否有代表性？有一个心理学的同学问我，统计的百分比只在50%—60%是不是够资格，甚至到100%能否说明问题，心理学如何保证样本足够大，和研究结果有效？

答：对于统计我了解不太深，我不精于统计。现在心理学统计越用越多，用到最后五花八门的很多，但是心理学跟其他学科有很多差别，用的样本真的很少，包括跟社会学科比社会学就会比他大得多。大家对于这的问题也一直有质疑，心理学这样一个学科玩统计的可能性有多高，能保证多少事情，我也不是很有把握，现在也需要其他学科来帮忙，现在真的有一帮做数学的人来做心理学。以前我同学就有人做数学心理学，对我们来说太难了，对你们来说可能很容易，所以以后可能会一起做一些东西。另一方面，心理学也在讲量化嘛，心理学内部也有很多争议，包括所谓量化和质化之间的争议，这是各门学科都在争议的。人文科学的不管统计这个问题。当社会科学想把自己变成科学的时候就会用到统计，但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到什么时候才能说它准，对我们而言当然是全国人口普查。普查也不一定准，有一些是表象的问题，可能题目编制会有误导，所以这样问题就很多了，所以你最后问的那个东西很可能不是原来要问的。这个问题不太好解释。

冯韩问：怎么看待近代以来中国落后于西方？从心理学的角度。答：以前有人讲过这样的话，西方比较喜欢向外面去找东西，我们比较喜欢向里面找东西，于是他们可能发展出了现在的科学，老去找不一样的东西，科学是讲分化的，会把一个东西做的很精很细。中国人这样一套思维做所谓的现代科学是不是很擅长我不知道，但是中国人现在学的也很好。但是是不是在文化上输，我觉得挺复杂。很难将是一个物质的力量，或者文化的力量导致我们失败，可能是多种因素导致我们失败，如果放在一个长时间短去看，一百年的事情不那么重要，也不见得这一百年的事情那么重要了。中国近代以来首先在思考物质问题，我们是否技不如人，然后就是我们是否思维不如人。归结到心理学上就是国民性问题提，大家会说是不是国民性问题，孙中山，鲁迅这样一些人就在反省这些问题，中国人的国民性会不会有问题。

海光选问：我觉得柏杨写的《丑陋的中国人》就是以个例来说话，特别不具有说服力。

答：这就是我们讲的两套东西了，我们人有两套，一套是比较偏认知的，一套比较偏情绪的。这样一个书名就是比较偏情绪的，用情绪再说事。我们现在很多情况是用情绪在说事，很多情况是可以打动人的，实际上是有效的，牵扯到心理学是态度问题，你去怎样影响人的态度，一种是给人讲理，另一种跟他动情，那种有道理呢？两种都有道理。对中国人动情比较有效，一流眼泪，大家稀里糊涂什么都做了，然后就不去想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奥巴马也很煽情嘛。两种策略嘛，中心策略和边缘策略。

李倩问：我不太同意老师您的观点，可能钱老陷入了另一种思维，我们很多情况时候都给一个东西定了一个标准，但从后现代上面来说，这个标准又是如何来确定的呢，怎么设定的呢，但最后可能陷入了休谟的不可知论，到底标准如何确定，我觉得标准本来就是混沌的，我们无法给出一个确定的标准，多以我们无法给出一个确定的解答，我是这样理解的。

答：你是学什么的？（新闻）属于后现代呵，我觉得你讲的很好，你讲的是我后面要讲的，我觉得本身就有多种可能性，这就是我们的思维方式，我只是揣测，钱老先生可能是这样的，也许你认为钱老后现代了（众笑），也许钱先生是不是后现代我们也不知道，你假定他是后现代了，他就开始消解现代的各种标准，它连科学都可以消解，什么是科学啊？为什么要有科学啊，科学本身他的依据是什么，难道它如何如何；我们讲什么都有霸权，当你将这个话的时候你就有霸权，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后现代一定程度上跟我们的思想很相同，但是我们不能说我们那些人就是后现代，你有后现代的眼光看，老子也蛮后现代的，庄子也蛮后现代的（众大笑）他们一天到晚在讲混沌嘛。我以我认为真的很有可能，所以中国人很有可能就是你讲的混沌的，太极的，我们本来就是阴阳的，你问什么是文化，本来就说不清楚嘛，文化和非文化有什么区别，我们也搞不清楚，你认为你很有文化，人类学的文化和我们讲的文化就不一样，我们老觉得我们是有文化的，人类学会说也许你们是有文化的，但种地的农民可能更有文化，起码他也很有文化，一样的，大家都很有文化，文化的标准及很难说。中国人本身就是这样一个思维，很难确定，本身就没有标准，本身就在变动，这可能是中国人想的。

李倩问：刚才那位同学讲到的太极的问题，我对太极有一些表面的理解，太极无论在外观还是在内涵上它都讲究一个圆，这种圆的概念在中国的思维里面是根深蒂固的。（听不清）

答：你这比较像太极了，大家边界也不太清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也可以啊，也许这正是我们期待的。

雷赟：我想补充一点，刚才谈到，哲学和语言的时候，有一个背景是很重要的。这边有哲学系的同学，但他们是大一，还有学到，我给你们补上一课（众笑）。但你到了三年级的时候，学到现代哲学，讨论到语言嘛，整个西方哲学界就在讨论语言。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时候，有一位哲学家叫海因，专门研究语言可翻译性的问题，他是一个很极端的人，他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语言之间是不可能做到翻译的，这个结论提出之后就像历史上休谟提出的因果规律很可能是我们的感觉。虽然很多人不接受海因的结论，但是现在没有人能成功反驳他，虽然大家感情上不能接受不同的语言是不能翻译的，但我们反过来我们不能给出一个强大的保证，不同的语言一定是能翻译的。形而上学提到一个概念叫encity，就是只我们不能用不同语言描述的，比如说“面子”，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例子，或者说“关系”，翻译成“质”，翻译成“本质”好像又不对，因为它就指那个很边缘的问题，在一种思维方式里面可以察觉的到，在另一种思维方式里面就察觉不到，这个我应该举一个计算机领域里面的例子，我们用计算机都有一个操作系统对不对，没有操作系统，机器就是一堆废铁，什么都做不了，exe的文件在windows下可以运行，但在苹果的机器上就运行不了，跟不认识不出来，苹果里面的app文件在windows下也运行不了，这个问题就大致像我刚才提到那个“质”。西方人现在也在想中国人的太极思维，阴阳思维到底本质是什么，后来有个老师在课上也在讨论这个问题，我当时给出了美术上的解释，基本上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像这样一个篮子，有两种颜色，美术家为了获得良好的视觉效果，让这两种颜色进行一个渐变过程。这就体现了东西方思维的差异，中国人不喜欢做分类，因为中国人已经察觉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一个渐变过程，他干脆懒得做分类。比如西方人的传统，要分一个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下这么一个定义，它需要一个背景，对于这样一个范畴的描述一定是纯粹的，个人主义一定是100%不能有任何集体主义，但是我们遇到的所有问题，能给他下定义的时候，不是一个纯粹的原色，而是在描述他的主色调，他的主色调可能是集体主义或者个人主义，但不排除在某些边缘区域有和主色调不同的颜色。我想这也是统计有意义的原因，一个逻辑保证，统计做出来的结果在一个比较大的可能性上作出认可，但它不能做100%的保证，这是一个纯色和主色调的问题。再有一个问题就是西方人使用英文，拼音文，是逻辑语言。这就回到了刚才计算机那个问题，不同的语言导致了不同的思维，不同的思维，就会有不同的行为方式和文化方式。所以西方的拼音文思维遭遇到中文的非拼音文时，在很基础的思维方式上就会有问题，就像老师您刚才说的那个问题，熊猫、竹子、老虎这个问题，对于西方人来说，逻辑性的语言，就会要求他在下意识上对他们进行分类分析式的思维，所以就会吧熊猫和老虎归为一类。但是中国人不同，他更相信自身的感受和情感，他看东西的时候，生活中出现的图像中更多的是熊猫和竹子在一起，他也是一种区域的划分，但不是分析性质的划分，这种分析更笼统一些，更宏观一些，他是一步一步的评价来思维的。西方的思维重视的是概念，是强调一个概念，从可见到不可见，从一个一个具体的老虎上升到老虎这样一个抽象的概念。谁也没有见过这个抽象的概念，但是这个概念很重要，因为没有这样一个个类似的概念去描述这些具体的范畴的话，西方的语言，就是那种拼音的逻辑语言，一点都没用。但是这个放到中文，就可以跨过这个障碍，换句话说这个障碍放到中文面前就丝毫不可见。这个就涉及到您刚才说的问题，不同的选择在实用主义的角度更好一些。比如说方舟放到美国那种个人主义主色调的国家，可能就造不出来，但是扔到中国就可以造出来。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什么是正常，我第一次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是高中的生物课，达尔文在提出进化论的时候提到，环境在对物种的基因选择起很大的影响，翅膀健全的飞虫在没风的情况就是正常的基因，但是放到孤岛上它的生存就有劣势。也许在那个情况下翅膀很萎靡的基因就是正常的。所以判断正常不正常没有一个实在性，抽象的标准，只有一个实用的标准，相比于实在性的标准，它降了一个层次。但是所有东西只有在实用的层次上才是可交流，实在性的层次上是不可交流的。但是人类的悲剧就在于，不管东方还是西方，总想在一个实在的层面上建立一个完全可以交流的语言环境。没记错的话，20世纪六十年代，有一批心理学家也参加了这个活动，要创造一种世界语言，现在还有人在做。

钟年老师：讲的挺好的，我想各个学科都有他自己的立场来帮助我们理解问题，我一直以为，问题不是某一学科的，是我们都要面对的，假如我们要讨论中西的思维，是我们每一个学科都要讨论的，跟我们自己也有关系。心理学当然也在讲包括语言和思维也有很多研究，在思维方式上一个东西是否可能，“可”还是“不可”。就像刚才我们讨论的，语言可翻译还是不可翻译，这个问题对于中国人而言还有其他的可能性，我们不一定在说可还是不可，我们在说中间还是不是还有别的东西，还有其他的可能，是多少可翻译的，中国人讲“度”嘛。心理学讲启动效应，就是我们认为这个东西是这样的，事情就真的是这样了。也就是让你看什么东西你就看到了什么东西，我们在讲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用这个框子，我们一下就看到了这个，中国人集体主义，西方人个人主义。我们看到了自己想看到的东西，我们一直在选择嘛。这在心理学里面叫做启动效应，当我们在讲一个东西的时候，就引发了我们的某些想法。假如我们认为语言是可翻译的，那就真的不可以翻译；如果我们认为语言是可以翻译的，我们就会做更多的努力，是语言翻译成为可能。很多情况下会有这样一个效应。

冯韩问：什么叫做思维？很多人都在意思维的水平、高低，认为思维比知识重要，您认为怎样看待的？

钟年老师：我理解的是想问题的方式。我想思维会有不同层次吧，心理学的界定是比较西方式的界定，他会把一个大的东西在分小。思维是什么呢，可能是推理方式或判断方式。但是我们还有很多日常的对思维的讲法，可能不见的是心理学讲的思维。你可能是讲的日常生活里面那个领域的思维，讲思维如何提升。

本次读书沙龙选读书籍简介：

这是一本探究东西方思维差异的经典之作，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倾情作序！从风水说到宇宙哲学，从比较语言学到经济史，一道文化上的鸿沟横亘在亚里士多德的子嗣和孔夫子的后代之间。然而，在当今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东西方之间跨文化的理解和协作尤为重要。本书通过广博的知识和开阔的视野，为东西方的人们在文化上的沟通，架设了一座意义非凡的桥梁。
消除东西方文化鸿沟，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求同存异，共享一个平台，就是本书出版的初衷。
为何中国人长于算术而几何偏弱，而欧几里德时代的希腊人却相反？为何西方人的婴儿学起名词来比动词要快，而东亚人却截然不同？这些感知上的不同会对未来的国际政治产生何种影响？福山的“历史的终结”或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哪一个更有道理呢？
尼斯贝特教授通过一些别出心裁的试验，得出了一些令人讶异的结论，东方人重视背景以及事物之间的联系，西方人聚焦于具体物体而忽略与背景的联系，用简短的话概括：“西方人见木，东方人见森．”东西方的思维方式是如此迥异，如何在沟通中想他人所想，本书中的试验结果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从风水说到宇宙哲学，从比较语言学到经济史，一道文化上的鸿沟横亘在亚里士多德的子嗣和孔夫子的后代之间。然而，在当今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东西方之间跨文化的理解和协作尤为重要。本书通过广博的知识和开阔的视野，为东西方的人们在文化上的沟通，架设了一座意义非凡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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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我今天交的试卷，本来还想继续写下去的，但是卷子都写满了，又木有稿费～）

当我在“校内网”上问了一句；“文化心理学有什么用？”的时候，得到了这样一些答案。

同学A:养活了大批老师。

同学B:让每一个身处不同文化的人学会一种看待其他文化的合适态度。

同学C:教会每一个女人如何把握来自另一个文化背景的男人的心。

同学D:从文化史观的角度解释东西方文明历史发展的不同和现在的差异。

同学E:因为文化心理学很好玩。

同学F:你们在押考研题吗？

虽然每个同学都只给了我一个答案，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答案，而且各不相同。A刚刚报送心理学研究生，B是学哲学的，C刚刚找到女朋友，D是学历史的，E是心理学本科生，F正准备考研……其实他们都仅仅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回答了我的问题而已。我想这就是文化心理学最根本的作用，当一个问题提出来，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提供不同的解决方式，给世界多一个选项。尽管更多的选择可能意味着更多的困惑和更低的效率，但是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很少，最佳答案也是随着时间和环境的改变而变化的，更多的选择意味着更多的可能性。

只要是有人的地方，便有文化，有文化的地方就需要用到文化心理学。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是文化心理学在国与国的关系上的应用。我不知道前外交部长李肇星在提出“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时有没有学过文化心理学。如果他学过文化心理学就应该知道，虽然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但每个人的梦想还真不一样。传统地来说，西方文明的梦想是“征服自然”，而东方文明则是“天人合一”。这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人在西方人的侵略面前表现出的令人吃惊的忍耐力和韧性。如果那时就有文化心理学，中国人也就没有必要那么害怕洋人，洋人也不会瞧不起中国人而用洋枪洋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同一个梦想”也许是对的，这也是文化心理学的目标，就是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与理解。

从微观的角度来看，是文化心理学在人与人的关系上的应用。二百年前，当以台山农民为主的中国人被卖到美国当铁路工人时，他们因为留着长辫子和身着“怪异”服装，语言不通，被美国当地人成称为“猪仔”。在《排华法案》取消前，过着比黑人还要底层的边缘生活。歧视，不是由于经济的落后造成的，即使现在的暴发户在海外一掷千金也无法换来外国人心底的敬佩，反倒是成龙的一身唐装更得人心。在不知道异己文化之前，谁也不知道自己文化的特点，比较之后才会发现自己思维和行为方式的优势和劣势。

文化心理学与其他学科相结合。历史，可以从文化史观来研究。地理，可以研究不同类型文化发生的地理条件。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的关系。新闻，不同文化中有效的传播途径。经济，消费与文化。法律，法律是否应当考虑文化因素（亲亲相隐）。广告，广告与文化。城市设计，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城市文化的体现。……只要是和人打交道的学科都需要文化心理学。

文化心理学在“说学斗唱”四个方面都有很高的应用价值。

说。无论是写论文还是新闻，言由心生，不同的文化背景下都有自己偏爱的表达方式。西方人偏爱的是信息量（informative).看美国的“单口相声”就能看出来，平均10秒钟必须要出一个“包袱”，要不然不会有观众耐得下心去听，而且要原创，越新越好。而中国电视上放的是二十年前的相声小品，茶馆里说的是解放前的传统相声，“包袱”可能要到最后才出现。中国人讲“谦虚”，因此特别喜欢使用托物言志，借景抒情之类的写作方法。新闻也一样，讲得是个“新”，越来越实时；而中国讲得是“不出错”，要等到“统一口径”才能报道。像CNN那种求“快”的新闻，在中国是要被anti的。所以必须要把握文化心理，才能适应环境，才能生存。

学。有些人英语很多年，可是总是表达得不地道，不是因为基本功的问题，而是因为没有把握好文化心理。西方人的自我是“个人主义”自我，强调发掘个人的潜能和个人完整性，所以在听到别人的夸奖后，他们愿意表达内心的真实想法，说“Thank you”.而中国人讲谦虚，如果把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照搬到英语中，就变成不知所云的“Where, Where”了。

斗。现在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只需要“窝里斗”了，不能把竞争冲出亚洲走向世界，都不好意思跟别人打招呼。开始西方跨国公司就没明白这个道理，照搬他们那套生产经验，结果来到中国以后就水土不服，远的不说，就说近几年，那些抱着自己原则的网络公司(youtube, twitter等等)不都被中国驱逐出境了吗？聪明点的西门子就把他们的经营方式“本土化”了，可是却没有逃过自己本国的“法眼”，来了个“里外不是人”。星巴克比较聪明，把握了中国人的“面子”心理，成功把自己从一个美国大众品牌变成了中国的“小资”标签。

唱。在娱乐方面，本来韩剧和美剧已经使很多中国观众抛弃了国产电视剧，因为人类都有爱听故事的特点，韩剧和美剧在讲故事这一点上更胜一筹。但是，不久前国产电视剧《蜗居》又创造了收视狂潮，因为它更真实，更贴近生活。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有各自的审美取向。《卧虎藏龙》虽然在美国大受欢迎，但是在中国却反响一般。中国人的武侠情结美国人也无法理解。周润发这些在中国娱乐圈呼风唤雨的人物到了美国却不得不到处找戏拍。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幻片？为什么印度多产歌舞片？中国人爱看什么样的电影？文化心理学家需要帮助娱乐界解决一下这些问题。

（下面是我的文化心理学和政治心理学作业，拿出来给大家拍一拍，还是木菌体，有点儿凌乱）

现在的我们已经不再像我们的祖先那样没见过世面了。“鬼子”这个词早就没有了最初的恐惧或鄙视的意思，倒更像是一个昵称。我们以为皮是不可改变的，但瓤则很容易渗透，甚至有些“香蕉人”恨不得有一天连皮也可以换一换。但是，在不同的肤色下面真的藏着一颗同样的心吗？同样喜欢吃宫保鸡丁、同样喜欢喝可乐就拥有同样的思维方式吗？

不是的。虽然在写字楼里你分不出自己是在北京还是纽约，虽然网络已经让世界上的信息没有“时差”，虽然我们的确受到各种不同文化的冲击，但是，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天起，父母的语言，他们使用的文字，表扬的方式等等等等，这些生活的细节都浸润着我们，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一言一行。不管西餐有多贵，我们还是觉得和朋友们围着圆桌吃菜才显得正式；不管我们是不是有这个责任，我们都喜欢送给售货员零钱让他找个整钱……

让中国人和西方人用“我是……”造句。西方人常常会在后面填上自己的特质，比如说“我是个勇敢的人”；而中国人却常常选择借助描述自己和别人的关系来定位自己，比如说“我是儿子的妈妈”。有意思的是，在香港，心理学家让一部分学生用中文写“我是……”，而让另一部分学生用英文回答“Who Am I”(Trafimow, Silverman, Fan及Law, 1997,后文中若无特别指出，均来自《中国人的自我》一书). 发现用中文写的学生更“像中国人”，而用英文写的学生写了更多自己的特质，更“像西方人”。

中国人不止是容易把自己放在关系中，而且也善于发现事物之间的关系。如果给三个词：医生、教师、病人，哪两个应该放到一起呢？大多数中国人都会不加思索地选择把医生和病人放到一起。因为医生给病人看病，他们之间是有关系的。但是西方人更容易把医生和教师放到一起，因为这两个词都表示了某种职业。这个测试并不存在对错之分，两种思考方式各有利弊。

思维习惯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形成的，这需要追溯到我们学说话的时候。一把屎一把尿地把孩子拉扯大的中国母亲经常跟孩子说动词。蒋雯丽做过一个广告，妈妈逼着孩子吃饭：“吃！吃！你是吃还是不吃！”就是没提“饭”。连从小听的故事名字也主要是动宾结构的，小马过河，猴子捞月，大闹天宫，孔融让梨……也许这些是因为汉语发音比较简便，一个动词就可以把两个物体连接起来，呈现出它们的关系。这些物体与物体之间的关系图也就随着这些词储存在每个中国人的大脑里。从小听惯了名词的西方人则更容易把就事论事，忽略事物的关系，看到它们的特质。

那么以西方人为研究对象的心理学可以直接迁移到中国人身上吗？曾经有人尝试这样做过，但是不能客观地得到想得到的数据。比如中国人的“自我满意度”总是很低，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文化提倡“谦虚”，如果谁表现出自满的样子，就会遭到批评。所以在自我评价时，为了迎合“阅卷人”的期许，中国人就尽量表现得比较谦虚。而且，有些英文在汉语中找不到合适地对应。Self-esteem一直被翻译成自尊，但是非常牵强，它本身的意思应该是对自己的积极评价，对自己的肯定。

鉴于此，一批心理学家提倡将心理学本土化，改良西方已有的心理学模型和方法，结合中国的人格理论，测量中国人的心理。于是便有了内地、港、台心理学家联合的“华人本土心理学追求学术卓越计划”和它的延续计划，于是便有了《中国人的自我：心理学的分析》这本书。

一些人简单地把中国人的心理归入与西方的个人主义对立的集体主义当中。但这样很难解释为什么“我们表面上看没个体，暗地里看没整体”（《新周刊》May,15，2009).费孝通先生借鉴了儒家思想，把中国人的人际比喻成水波，以自我为中心，由近及远推出去，正所谓“推己及人”。越来越多的的研究证实，中国人并非集体主义，只是中国人有一个弹性的、多变的“我”。普通人的“我”比较小，要做的就是“修身”，每个人的目标都是扩大这个“我”，足够成熟的人要能够“齐家”，更大的目标就是“治国，平天下”。中国人要在不同人面前不断更换自己的角色，因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干什么就要像什么，这种要求就把中国人都变成了演员，扮演的是道德规范中要求的角色，而永远不是自己。君子的最高境界就是“慎独”，也就是要求在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也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这个角色就像弗洛伊德的“超我”，约束着社会人的言行，但是“本我”总是需要释放的，中国人在这样的复杂规则之下约定俗成一套潜规则。舞台上每个角色都说着自己该说的台词，但在另一套解码系统中它可能代表着不同的意思。

没有一个人是天生善于托物言志、借景抒情、指桑骂槐的，或者也可以把这种技术算作是成熟的表现，因为在小学时我们都不明白为什么明明是写松树，老师偏要告诉我们作者是在说自己，但是长大之后我们却善于运用和理解这些技术，网络时代的这种风气反而愈演愈烈了。明目张胆地被禁止的合理行为总是会通过拐弯抹角的方式表达出来。虽然直接采用西方的自我报告法测量得到中国人的“自我满意”程度比较低，但是通过内隠实验的方法得到中国人拥有和西方人一样高的自尊（见第九章）。西方人追求的是一致性和完整性，最终达到在任何一个场合都做到真正的自己。

西方人关系近就直呼其名，中国人关系近则是称兄道弟。个人中心的中国人并不是集体主义，而是“个我主义”。西方人通过发掘自己的潜能来达到“自我实现”，而中国人则是希望通过把更多个体拉入自我系统而达到自我的扩大，最终和社会和自然和谐相处。西方人眼中，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中国人则将家人视为自己的一部分。所以中国人骂人时常常“问候”对方的亲戚。称呼的转变也暗示着关系的远近亲疏。前一阵被禁播的现实主义电视连续剧《蜗居》的第六集中出现这样一幕，商人跟官员套磁儿，叫他“宋大哥”。一句“以后叫我‘宋秘书’”就让商人明白，官员生他的气了，从此公事公办，按照“剧本”行事，没有潜规则。青春期的男孩女孩喜欢互认兄妹，这样既可以迅速增进两人关系并给这个关系一个合理的名义，又可以使这个关系限定在一定的距离上。

中国人的自我就像太阳系。借用尼采的话，“我就是太阳”。离自己最近的，是父母，得到的光热最多，然后是近亲，远亲，朋友，熟人，陌生人……目标就是让星系尽可能扩大。黄光国把中国人之间的关系看成“请托者”和“资源分配者”，根据儒家的“尊尊原则”，由占据较尊贵地位者扮演“资源支配者”的角色，这样做到“程序正义”。而“资源支配者”在面对“请托者”的诉求时，则必须依据儒家的“亲亲原则”来做决策”，以实现“分配正义”。在过去安土重迁的小农经济时代，再加上妇女们田间地头的监督力量，使得爱面子的人由于担心以后混不下去，而对自己的行为有所克制，这也算是一种牵制。但是在缺乏舆论监督，不透明的情况下，无论怎样的道德都无法抵挡人性，和它的传染性，最后导致最为可怕的“劣币淘汰良币”，并使之成为一种“文化”。

西方人追求的一致与完整(consistency and integrity)使他们倾向于采用直线式思维。他们不需要扮演角色，没有“剧本”，只有“说明书”，就是法律。中国人需要顾及的太多，需要根据不同的环境来改变自我角色，法无定法。同样是看一张图，有鱼，青蛙，水草，气泡等等。西方人只注意到了大鱼，甚至它的鱼鳞。而中国人则可以把整个图里有什么复述出来，甚至几个气泡，却不一定注意到鱼鳞的颜色。可以看出，中国人更倾向于对整体的把握。

因为既要强调个人的独立、自助、自依及自足，又要强调人际关系、人际互依及人际角色化，还要强调权威憧憬、权威畏惧及权威依赖，对家族则要家族和谐、家族团结及家族繁衍，而且还要顺从他人行为、尊重社会规范、重视自己名誉及在乎他人意见（p.104).所有这些造成了千百年来的一些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忠孝不能两全”，“婆媳不和”。

为什么会造成中西方的这些文化差异？Nisbett把它们归于地理原因：因为中国人的主要生产方式是农耕，加上黄河总是发大水，而兴修水利，灌溉系统需要所有人团结一致，个人主义和“群龙无首”都是不可能的。而希腊文明则是源自海洋，人们以狩猎、放牧、渔猎和贸易为生，这些职业相对不需要与他人合作（《思维的版图》p.22)。

这些原因都只是猜测，很多表象也都是观察，具体到现在的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异同，还是需要实证研究。在《中国人的自我》中就介绍了近年来的一些相关研究成果。

在理论建构上，《中国人的自我》这本书可以说是吸取了前人的精华，从最早的哲学思想、到现代人类学研究，再加上心理学的剖析，可以说比之前任何一本书都显得更加深刻。但这本书注定只会成为一本阶段性总结，顶多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因为它不具有通俗读物的可读性，也不具有学术著作的科学水准。

第一篇中主要谈理论，但这些理论多为总结前人，并没有太多新意。第二篇提出了“折衷自我”并介绍了以团体讨论形式为主的研究，但是研究的科学价值并不大，这一点研究者自己也很清楚。在第七章的理论与方法反思中作者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我认为批评的力度还不够，有轻描淡写的嫌疑。参与者的选择，实验条件的控制都应当是非常严肃的问题，绝不可以用这样几个多为文科背景的大学生作为中国十几亿人的样本。作者甚至把这种焦点团体讨论的形式当作“撞出思想的火花”，虽然他承认以后的实验中需要考虑到成员的平等性，但是必须承认在没有考虑这些缺陷的情况下的实验不具有太大价值，不然这就是对理论的附会。举一个例子，在238页中说到P1率先讲了一个朋友为家人而忙于工作的故事，接着P2,P3,P4也都讲了类似“以成就回馈家庭”的例子。于是就下结论说中国人“力求上进，回报家庭；压抑自我，顺应父母”。我们先不说这个结论是对还是错，但是单从这个实验来看，我不能看出任何能够支持这个结论的材料。P1讲的故事可能纯属偶然，也可能受到实验者的启发，之后三个人则非常可能受到P1的启动效应影响。这样的一个实验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不管这个理论看上去是多么的合理。心理学的本土化是为了让中国人也能够享受心理学带来的福利，促进中西方人民的理解与交流，而不光是为一些人找个饭碗。

不可否认，第三篇中的一些实验是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和启发性的，这个思路非常值得推广和学习。尤其是第八章采用的“伪装”的方法，第九章采用内隠认知的方法，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被试的主观性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实验设计得也非常巧妙，具有说服力，但还应继续进行更大范围的研究。内隠研究和外显研究应当结合起来。外显研究可以看出人们所期望的观念态度，而内隠研究则可以揭示不曾被察觉的心理过程。尤其在内隠认知方面，有很多值得研究的话题。比如汉字对中国人思维的影响，大陆的简化字和港台的繁体字就是两个非常好的样本。

无论如何，本土的心理学家必须达成一个共识，就是理论可以是本土的，方法也可以是本土的，但是只要还承认心理学是科学，那么就必须按照科学的思路，科学的规程去进行研究。这时候我们就必须借鉴西方人把事物分开，具体地研究。暂时抛弃中国传统的普遍联系的动态的思想。

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的就“好”，也不意味着我们要全盘学习西方。只是说西方人的思维在科学领域更适用。在一百多年前，中国的大门被洋枪洋炮打开的时候，就有人怀疑过中国的文化是不是落后。我们是不是需要“西学东渐”。在我们看到西方飞速“进步”的时候，我们对自己文化的怀疑更加加深了。年轻人开始以自己更“洋”为荣，以说外语为荣，甚至以不会讲方言为荣。这就像当年大跃进时，小学生写“烟囱里冒着黑烟，这象征着伟大的祖国蒸蒸日上”一样可笑。达尔文的进化论中说“适者生存”，并不是说“佳者生存”。好与不好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进步”不一定就是好事儿。罗素早就说过：“我们西方的生活要求竞争，开拓，不断变化，不满和破坏，直接造成破坏的效率最终只能归于湮灭。”今天看来，他的预言似乎在一点一点实现，但是可以把“西方”两个字去掉。正当中国人热火朝天地追英赶美的时候，西方世界也发生着深刻地变化，New Age思潮也开始影响西方。研究发现欧美的青少年比他们父母一代的个人主义倾向弱了很多，与此同时，东方青少年的个人主义倾向比他们父母一代强了很多。这不排除由于他们涉世未深的原因，但是，不可否认，现代科技的发展使得东西方差异越来越小。好像世界绕了一个大圈，又重新回到了起点，这是一种典型地中国式思维方式。在灾难面前，我们发现集体主义确实比个人主义速度更快，效率可能更高。罗素也发现“西方文明的显著优点是科学的方法，中国人的显著优点是对生活的目标持有一种正确的观念。”

在这样一个复杂多变的环境，谁也说不好究竟哪一种更像“适者”，我们要做的是保留“文化基因”。图书馆越修越大，我们不是不知道并不是所有的资料以后都有用，但是我们尽量保留更多地资料以供未来的需要，这不是一种懒于思考、不负责任的表现，反而是一种对未来高度负责的行为。

参考文献：

杨国枢.  中国人的自我 : 心理学的分析.  重庆 :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9

尼斯比特.  思维的版图.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2006

罗素.  中国人的性格.  北京 :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3

Nisbett, R. E., Peng, K., Choi, I., & Norenzayan, A. (1999) Culture and systems of thought:   Holistic vs. analytic cognition. Unpublished manuscript, University of Michigan.

子曰：性相近，习相远。看起来是说先天的遗传因素对人的影响小于后天。那么做双生子研究的科学家恐怕不服了，因为分别在不同家庭环境生长的同卵双生子（他们的基因几乎完全一样）长大后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可是，那么“狼孩”具有人类的基因为什么跟人就那么不一样呢？如果你觉得双胞胎和“狼孩”不是每个人都能赶上的，而且都是个体现象，和自己没关系，那你可就错了。别忘了，每个民族和地区之间也存在遗传差异（尽管很小），文化和环境的差异更加不可忽视。不信？咱们看图说话。

上面两张图你很可能在关于错觉的文章中见过。答案和原理你可能也知道。就是第一张图中本来一样大的两个小人，加上第二张图的背景，看起来后面的就比前面的大了。这是由于人们为了辨别物体的距离，渐渐学会利用周围的景物形成参照的结果。有意思的是，并非所有人都和你一样认为第二张图中两个小人不一样大！科学家发现在某些原始部落，那里的人们就没有这种“错觉”。因为他们生活的热带雨林不需要他们看很远的距离，所以他们不需要借助其他参照物来“换算”物体的大小。

原始部落的人们和我们有差异，那么“文明人”之间是不是也像我们平时叫嚣的那样存在东西方文化的巨大鸿沟呢？还是用实验说话吧。下面图中的三个动物，你会把牛和哪个放到一起呢？

青草吗？嗯，大多数中国人不假思索地这么分。而美国人一般把牛和鸡放到一起。不可理解吧？中国人通常将事物按照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分类；而美国人则按照他们的本质属性分。皮亚杰（Piaget）认为随着小孩子年龄的增长，他们会由关系分类渐渐过度到本质属性分类。其实怎么分，只是个文化习惯问题，不存在哪个比哪个更成熟更智慧。就像如果现在问你：“以下三个事物中，哪两个更贴切？猴子、香蕉、熊猫；老师、医生、作业。”你甚至可以说出如果是中国人会怎么分，而如果是美国人又会怎么分。

继续看图说话。你觉得中间的男孩的高兴等级是多少？

这张呢？

还有这张呢？

你给出的三个高兴等级一样吗？当然不一样了！因为你一定注意到了后面四个人的表情变了，尽管你也注意到了中间男孩的表情没变。

尽管他表情没变，但是为什么周围人表情变了？是他掩饰得好或者画画的人水平有限，反正不管怎样，他的高兴程度不可能一样。这是多么天经地义的事啊！可是，美国学生却倾向于给三张图片都评同样的高兴等级。他们的逻辑是：我高兴我的，跟后面的人有什么关系？

最近MIT的心理学家们在做这样一个实验，给被试看一个大正方形上面有一条竖线，要求被试在小正方形中画出相应的竖线。如果你是被试，你会画成下图的哪种呢？是上面这组还是下面这组？下面那组怎么看着这么别扭呢？可那组是美国学生的普遍答案。他们觉得短线要一样长。而中国学生觉得短线要成比例缩短。

这种现象其实不难理解。中国人注重关系，而西方人重个体。中国人要将事物放在大背景下看，要放在历史中评。中国人关注更加广阔的知觉和概念的范畴，强调事物间的关系、变化。因为中国人生活在事先规定好的复杂的社会关系当中。关注背景环境对生存更加有利。西方人则就事论事。因为他们来自社会的约束相对较少，不用估计那么多，只管朝着自己的目标行事就可以了。

是不是在为东西方竟然有如此之大的差异而惊叹呢？他们的想法怎么这么奇怪？有些事不是将心比心就可以的。文化心理学家Richard E. Nisbett曾经以为心理学已经可以解释所有人类的行为了（当然那时的他是社会心理学家）于是写了本书叫《推理的法则》（Rules for Reasoning）。他本来很得意地收到很多赞扬，可就在其中有一个很不客气的——“不错的人种志！”（人种志是针对某一民族的人类学研究）这可把Nisbett气坏了——明明写的是全人类的共同特点，怎么成一个民族的了？！

那时的Nisbett犯了一个人们常犯的错误——自我中心。他以为所有的人都应该像自己一样思考，就像过去人们以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尽管人类先天差异并不大，但是后天的环境导致了思维的巨大差异。好在Nisbett及时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从此潜心研究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终于在十年之后写成了《思维的版图》。这本书几乎已经成了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启蒙读物。

无论是关注背景也好，还是关注目标也好，各自都有自己的利弊。关注目标自然可以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可是关注背景可以防患于未然。在玩“大家来找茬”时，中国人就占绝对优势。这可不是吹，有科学家真做过实验。而且美国国防部门本来还想根据中国人和美国人这种不同特点，测试一下他们的飞行员，可是测了半天都没结果，因为他们忘了飞行员都是经过特殊训练的——他们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只相信仪表。

虽然国防部门对文化差异的利用失败了，不过还是可以作为一个不错的板砖，除了引出更多的好注意来利用文化的研究加强国防、促进沟通、以及赚钱以外，最大的作用就是敲开心灵的坚果（好恐怖啊～），看看思维的版图。别看这年头谁都能讲点外语，可是这思维可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轻易改变的。现在什么都在全球化，表面看上去全世界无论哪个国家的城市都差不多──满街是大”M”,我们以为我们互相了解了，但是也许我们只是误解了。也许我们永远也不能学会对方的思维方式，因为我们要坚持自己的传统文化，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不过，我们可以怀着开阔的胸襟，让眼界走出去，给它办一张理解的签证。

参考资料：

彭凯平教授讲座课件

科学松鼠会文集